[摘要] 在中国城市扩张与变迁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
在中国城市扩张与变迁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这些原本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们，如今腰缠万贯，身家数百上千万者亦不在少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纷繁复杂的拆迁矛盾背后，那些急剧增加的财富，在提升他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家庭与人生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机。
“拆迁暴富所引发的众生相，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如是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在因拆迁补偿致富的人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心态发生巨大变化，斗富、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短短几年内挥霍掉巨额财富后，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贫”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失地农民一旦因为挥霍拆迁款返贫，所诱发的种种问题最终都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并催生新的纠纷和矛盾，此为“拆迁暴富魔咒”。
“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
短短几年，眼看着曾经空旷的地方，转眼间成为繁华闹市，高楼林立，霓虹灯流光溢彩，站在天桥上的谢小梅感慨万千。
2007-2012年，仅仅5年时间，家住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牛头村的谢小梅，感觉自己一家仿佛坐了一回过山车，个中滋味如今回想起来，尤为苦涩。
“2007年，杭州市城市向东边扩展，我们村子刚好在客运中心和未来地铁站的地方，村里的人都拿到了一笔不少的安置费。”谢小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还记得，当她和丈夫拿到100多万元安置费时，手都有点抖，因为“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江干区九堡镇牛头村原为杭州郊区，谢小梅和丈夫同其他村民一样，靠种菜为生。2003年开始，杭州的东进和西扩加快步伐，特别是近几年来杭州决定“决战东部”加大对下沙新城CBD的建设力度以来，九堡镇渐渐被淹没到杭州城市化的洪流之中。
“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九堡镇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时代周报如此形容当时村民们拿到拆迁款的情形。当时，这些村民和谢小梅一样，都拿到了超过100万元的安置费；此外，当地政府还按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为他们分配了安置房。
谢小梅一家5口人，分到了2套240多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杭州的行情，价值不菲。“我们不算多，的有四五套。”谢小梅记得，刚拿到拆迁款和安置房时，丈夫总是高兴地成天哼着小曲儿。
家住上海浦东新区上南路杨新路的聂梓明，同样由于拆迁一夜之间迈进富人的行列。让聂梓明得以快速致富的原因是2010年的世博会。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这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规模纪录。
“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离世博会后来的A片区，也就是中国国家馆所在的地方很近。按照规划必须拆迁，按照政策，我们一家分到了几套安置房。”聂梓明说。随后，聂将其中几套变卖出去，一下子就获得了几百万元的。
“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接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迅速成为高楼林立的都市，而位于远郊区县的产业园也不断发展壮大，村庄成为了工业园区，不断刷新着经济前进的速度。大量农民，从世代居住的农家院搬进楼房，而且手里多出一大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指出。
事实上，不仅仅是杭州、上海，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武汉、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拆迁过后，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一户所得补偿估价逾5000万元。
同年9月，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拆迁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计时。据媒体披露，当时签订拆迁协议的原住民，有很多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总额达50亿元。现在，大望京村几乎家家都买房买车，甚至有人用宝马当黑车去拉客。
在一些专家看来，因拆迁补偿致富，并非一夜“暴”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在一次电视评论中就指出，他不同意“暴富”一说。
“因为这些人的财富是长期累积起来，在一夜之间兑现的。表面上看好像是暴富，但实际上，应该只是财产权利的一种兑现。所以，我宁可用‘财产权利’的一种实现而不是用‘暴富’来形容因拆迁致富的现象。”王锡锌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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